一、导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下文简称“TPP”）和“一带一路”倡议（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OBOR，下文简称“一带一路”）是当前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两个区域合作构想。其中，TPP最早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6年发起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后来随着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宣布加入该谈判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于2013年倡议的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构想，它是“服务于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周边乃至全球战略的一种综合性手段”，借用外交部王毅部长的话来说，“一带一路”的成果是为各国所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其对上述两类区域合作构想的态度十分值得关注。就TPP而言，在协定的初始阶段，日本国内对于加入与否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直到民主党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表达出加入TPP谈判的意愿之后，日本才成为TPP的积极推动者。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文简称“亚投行”）为例，该银行作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投融资保障金融机构，日本选择了和美国一起拒绝成为创始会员国。

TPP以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在具体的结构和功能上二者也有着明显区别，甚至在所波及的地域范围上二者也不尽相同（当然也有交集的区域，比如东南亚地区）。日本政府在面对TPP和“一带一路”时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回应。日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政策回应，这是首先需要解释的问题。此外，2016年12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日本在TPP谈判的进程中能够走多远自然也是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本文着眼于当TPP遭遇“一带一路”之后日本所面临的战略困境和政策选择。具体说来，文章主要探讨的问题如下：第一，日本在当前竞争性区域合作框架下的制度选择及其逻辑；第二，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固有认知和具体回应；第三，日本国内官方与民间、政府与舆论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认识分歧；第四，美国宣布退出TPP谈判并正面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日本的TPP政策的走向以及接近“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

二、相关概念界定以及文献回顾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的概念进行简单的界定和说明，并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初步梳理。

本文虽然使用TPP和“一带一路”这两个概念，但并非就TPP而讨论TPP，也不是就“一带一路”而只讨论“一带一路”。在笔者看来，TPP既是一个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概念，同时也代表了日本以及美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既包含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同时也包括其遏制或者制衡中国的价值观。它并非是一纸贸易协定，更是一种价值理念或者说战略构想，因此需要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是故，本文在讨论TPP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日美同盟”等与之具有关联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同理，“一带一路”既包含字面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暗含了中国在地区合作问题上兼容并包的政策主张，它体现了中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政策构想。所以，本文所谓的“一带一路”也包含亚投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中国所主张的地区秩序架构。总的来说，TPP和“一带一路”分别代表了两种在地区合作问题上的立场，而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当这两种立场发生对冲的时候，日本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以及可能面临的两难困境。

关于文献综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TPP和“一带一路”作为政策界和学术界的热点，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讨论了二者的具体内容、逻辑以及政策

等问题。本文不再对上述问题赘述，而是将日本纳入分析的框架，与之相关代表性文献有如下两类值得注意。

第一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这类研究主要分析日本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其中，中国学界主要将焦点集中在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认知上，这些研究注意到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态度，有些还分析了作为第三方的日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以消极角色为主）。日本学界则主要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考量来分析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利弊。这里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经济收益来衡量国家利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其出发点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够给日本带来实际收益，当然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学者们往往会在该问题上产生比较激烈的分歧。另外一种类型则是以安全收益来衡量国家利益，即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是否会必然地损害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由于中日安全关系本就脆弱，所以对这一问题持消极主张、唱衰中国的日本学者较多。

第二类研究着眼于日本在TPP和“一带一路”二者之间的战略选择和博弈分析。这类研究看到了日本所面临的制度框架选择之困境，因此分析中更多的纳入了比较分析的视角，即日本在同时面对TPP和“一带一路”时应该做出何种选择。中文文献往往侧重于TPP或“一带一路”的一个侧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比较少见，而把日本作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就更少了。倒是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谈判之后，才有中国学者详细考察日本在TPP和“一带一路”之间的战略选择问题。由于TPP和“一带一路”等概念主张近几年才产生，日本以及欧美学术界相对缺少严肃的学术考察，但是评论性的研究已经比较多地涉及到对二者的分析。如果要对二者有更加详细地把握，还需要后续的跟进研究。

以上两类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上述研究往往过多地将笔墨放在地区秩序的视角下考察。在分析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反应及其选择时，这些研究反而缺少对日本国家内在逻辑的考察。换言之，日本为何会用TPP来对抗“一带一路”，既有研究往往带着某种先入观进行批判，但是对日本做出选择的制度性根源以及国民性基础却较少提及。此外，日本的认知和选择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日本政府做出了官方的表态，但是日本国内对TPP和“一带一路”的认知是复杂的和多元的，考虑问题的视角和维度也不尽一致。所以，要全方位的理解日本的战略选择不仅仅需要从东亚地区格局（即所谓的结构性原因）的视角来分析，同时还要对日本自身的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的要素予以细致观察。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全局、局部以及内部的视角对日本的战略困境和政策选择做出可预测性的分析。

三、东亚地区的竞争性制度框架和日本的选择

目前，广义上的东亚地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亚洲内陆以及亚太地区）存在着冗繁复杂的制度框架，这些制度框架多呈现竞争性以及“制度过剩”的特征。这些竞争性的制度框架并不仅仅集中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安全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也多有存在。结合本文所要论述的主旨，在笔者看来有如下经济、金融和安全三个领域的竞争性制度框架特别值得留意。

第一，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制度框架最多也最为复杂，这不仅仅跟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制度多种多样有关。同时，经济作为国家间合作中相对低位的领域（即基欧汉和奈所谓的“低阶政治”，low politics），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哪怕国家间在区域合作主张上存在抵触或者重叠也不会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走向。但是，如果具体到那些可以形塑区域经济秩序的宏观制度框架而言，则更多地呈现出竞争性的一面。近些年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领域先后有有“东盟+3“、“东盟+6”以及“东盟+8”等倡议，这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持有不同主张所导致的结果。当前，在东亚以及亚太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区域合作主张是TPP和RCEP。TPP无须赘述，它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副产品，同时也是日本着力推动的一项区域间贸易协定。RCEP则是东盟发起，同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0+6）共同参与的一项旨在消除关税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协定。日本虽然也在RCEP的框架内，甚至RCEP的雏形（10+6）最初还来自于日本的积极推动，但是日本在优先顺序将TPP排在了前面，而将域内经济差异过多的RCEP放在了后面。反过来，中国则对RCEP的构想积极回应，如此一来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美日支持的TPP和中国支持的RCEP对峙的局面。

第二，区域金融投资领域。金融投资虽然并没有离开经济的领域，但是它不同于贸易合作，不涉及关税壁垒或者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关涉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援助，因此在笔者看来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要素专门讨论。在该领域的竞争主要存在于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为“亚开行”）和亚投行二者之间进行。亚开行作为亚洲政府间的金融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66年，日本在其成立以及其后的运营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日本一直持有亚开行最多的认缴资本和否决权，行长一职也一直由日本人担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域内国家，但是却长期持有亚洲开发银行15%以上的认缴资本，在亚开行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亚开行虽然为亚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目前的机构设置，特别是日美两国主导的格局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亚洲各国的需求，中国之所以倡议成立亚投行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亚投行是“一带一路”这一中国政府顶层设计理念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功能是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资。既然都是投融资金融机构，亚开行和亚投行自然在功能上存在重叠的部分，日本政府也多少基于这样的考虑拒绝亚投行。除了功能重叠的担心之外，日本更为看重的还是权力的分配问题。日本以功能重叠为理由拒绝中国亚投行的邀请，而本质上则是希望以亚开行来主导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尽可能削弱亚投行在地区的影响力。这也体现了区域金融投资领域竞争性的一面。

第三，区域安全合作领域。在区域安全合作领域，亚洲可以说是负面案例的典型。由于亚洲地区差异性的存在，当前在亚洲或者亚太地区并没有形成可靠的多边主义安全共同体。如果欧洲的安全合作是以多边主义为特征的话，那么亚洲的安全合作用卡赞斯坦的定义就是“多孔化”（porousness）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亚洲地区国家分别同美国缔结安全保障协定，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当属“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新军事同盟”等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短暂的结盟战略，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已经以“合作伙伴关系”取代“军事同盟关系”，结盟战略已经不是当前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选项。当前在亚太地区存在多个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中国也一直主张在公开、开放、透明且尊重多样性原则的前提下同东亚国家开展军事安全对话与合作，在此背景下东盟地区合作论坛（ARF）应运而生。日本虽然也是ARF体制下的成员国，也主张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但是这并没有为日本的国家安全提供保障，同美国的双边同盟依然是其安全政策的基石。

以上经济、金融以及安全领域的制度性架构虽然没有呈现出完全的对立格局，但是这三个领域内的二元构造已经开始具有竞争性，即“两者择其一”的属性。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战略选择显然是考虑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日本跟着美国的节奏力推排他性非常强的TPP；在区域金融投资领域日本和美国把持着亚开行的主导权，对于中国所倡议的亚投行冷眼相看；在区域安全合作领域，日本固守日美军事同盟的保护伞，对于中国的“新安全观”以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保持距离。

日本为何会做出上述战略选择？可能很多人会直接抛出“日美同盟”予以解释，笔者当然不否定这样的论断，但是似乎缺少对日本战略逻辑的梳理和讨论。“日美同盟”只是一种政策结果，并没有说明日本战略选择的本质。在笔者看来，日本之所以会做出上述选择，既跟其宏观上的大战略有关，同时也跟微观上的行为逻辑有着密切关系。

在解释日本的“大战略”的时候，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一。很多日本的政治家（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学者都批评日本没有大战略，或者说至少缺乏长远的战略。日本所要做的，就是跟着美国走，在这一点上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用“卡拉OK外交”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概括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从属性。意指日本没有谱写外交政策这首曲子的能力，日本可以做的只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来演唱。猪口孝想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强权的影响，就战后而言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日本也经常会被冠以“外压型国家”（Gaiatasu State）或者“反应型国家”（ReactiveState）等头衔。当然，受到强权的影响既有消极被动的因素，同时也有日本积极主动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强者依附”心理。“强者依附”具体可以体现为向强者学习先进技术的主观意愿以及同强者结盟的政策需要。

纵观日本近代化的轨迹可以发现，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确呈现了上述表征。日本在1853年“佩里叩关”之后，从最初的兰学逐渐向西欧军事强国普鲁士和法兰西学习先进的军事操练技术；待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看到了海上霸权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跟英国缔结“

（责任编辑：lixue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