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南风窗
中朝经贸面临转型挑战
中朝经贸合作已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正从战略安全导向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变。但面对朝鲜“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发展”战略，中国对朝经贸关系与防扩散责任间的张力越来越大。
作者：本刊记者雷墨
张成泽被处决的后续影响还在继续发酵。作为负责朝鲜与中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政治人物，张成泽的死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给中朝经贸关系发展投下变数。不过，从中朝经贸关系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逻辑来看，这一事件的影响显然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逆转两国经贸关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学者马蒂厄·迪沙泰尔认为，政治和战略考虑并不意味着中国愿意给朝鲜开空头支票，事实上中国的对朝经贸政策是市场驱动型，同时中国也在维持地区局势稳定、促进朝鲜改革以及无核化方面发挥积极影响。
市场驱动
自朝鲜战争结束到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援助一直是中国对朝贸易的主基调。这一点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末，中朝经贸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迷期，贸易额大致保持在5亿美元上下，而且近九成是中国对朝出口。有学者推测，这个贸易额基本上是朝鲜经济得以运转的底线。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中朝经贸关系属于战略安全导向型。
2000年以来，中朝经贸关系开始改变传统上中国单向援助的局面，进入以真正意义上经贸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活跃期。从贸易额来看，2000年至2012年，中朝贸易额从4.88亿美元增长到59.33亿美元，年均增长18.2%。从贸易商品结构看，尽管中朝贸易都以初级产品和生产资料为主，但呈现明显的互补特点。中国主要从朝鲜进口矿产、煤炭、木材等，对朝鲜出口以机电产品、原油、日用品和粮食为主。此外，中朝贸易活跃的另一指标是中国对朝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累计达2.7亿美元，2013年在朝鲜投资的中国企业已达172家。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如果排除朝韩贸易，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从2000年的25%增加到了2009年的78.5%，算上朝韩贸易，则从20.3%增加到了52.6%。
另一明显特征是贸易分布的地域性。中朝贸易主要集中在朝鲜与中国东北三省尤其是辽宁和吉林省之间。这两个省与朝鲜的贸易额一直占中朝贸易总额的70%以上。在商务部2013年公布的172家在朝投资的中资企业中，59家在辽宁注册，60家在吉林注册，占据对朝投资企业的绝大多数。在朝鲜投资的前十大合资企业中，有5家是来自辽宁和吉林的省级国有企业。中朝经贸关系进入快车道，基本与中国提出“振兴东北”以及“长吉图”等区域发展战略同步。2010年金正日访华期间，胡锦涛将中朝经贸原则概括为“政府主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突出“市场”的作用，等于对中朝经贸关系进行了定调。此外，在中朝贸易中，还存在大量未纳入国家数据统计的民间贸易，这类贸易形式最能反映“市场驱动”的特征。
务实策略
长期以来，外界都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朝关系，但单单这一视角现在已无法诠释中朝关系的全貌。进入21世纪，虽然中国没有明确对外宣示，但在处理对朝关系时事实上采取了务实的策略。从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到2013年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中朝经贸和投资额虽有波动，但稳定增长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即使在美国因朝鲜核试验而对中国施压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中断中朝经贸合作。虽然中朝关系某种程度上依然带有独特的政治性，但中朝经贸关系趋于务实，与这个时期中国整体的周边战略是一致的。中朝经贸关系大发展的十多年，也是中国与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
马蒂厄·迪沙泰尔认为，中国通过加强与朝鲜的经贸联系支持朝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其对朝长远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改变朝鲜对核武器的态度。“中国对朝经济接触最明显的意图是巩固其战略地位以及对朝影响力。”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吴承烈则认为，加强对朝经贸联系主要缘于中国战略上的转变，“中国意在扩大对朝鲜未来的影响力，平衡美国的地区霸权。”他认为，中朝经贸发展态势由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决定主导，这种政治决定基于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管控朝鲜的未来走向以及提高对韩国战略影响力等多重考虑。
迪沙泰尔认为中国的这种对朝政策本质上与中国在世界其他不稳定地区和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比如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实施的市场导向型经贸合作，就被认为有利于地区战略稳定”。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朴光姬认为，由于战略安全关系在较长时期内具有较强刚性而不宜过多调整，而经贸关系已具备了较强的重要性与灵活性，这就使经贸关系的战略定位既可以是“政经分离”，也可以是“以经促政”。“可能的选择是中短期内采取政经分离的方针，大力发展双方经贸关系，促使朝鲜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而摆脱目前的困境。而在中长期则适当选择以经促政的方针，以调整经贸关系为手段，促使中朝政治关系向中国设计的方向转变。”
转型挑战
尽管近年来中朝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转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计划经济思维、法制的不完善、腐败的猖獗，使中国对朝投资与合作带有极大的风险。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斯蒂芬·哈格德等人2011年曾发布一份题为《制度缺失型融合：中朝边境贸易关系》的报告，通过调查吉林和辽宁的300多家与朝鲜有经贸往来的企业，分析朝鲜的贸易投资环境。该调查的结论是，中国企业对朝鲜的投资环境总体上持负面看法，问题不仅在于基础设施落后，还在于问题丛生的制度环境。
英国利兹大学朝鲜问题学者艾登·福斯特·卡特以“边缘化”和“扭曲的定位”来概括朝鲜经济发展历史特征。从中朝经贸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主动引导朝鲜经济走出“边缘化”。但能否改变“扭曲的定位”更多地取决于朝鲜自身，也就是说朝鲜在经济上的自我变革。上述报告也指出，朝鲜多变的经济政策是阻碍中朝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朝鲜2002年推行“7·1经济调整”后，激发了朝鲜经济活力，也成为中朝贸易发展的促进因素。但在2005年至2009年间，朝鲜又做出政策回调，打击市场经营活动、强化政府控制。2009年因第二次核试验导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后，朝鲜经济政策再次转向，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但这次调整依然没有走出“扭曲的定位”。2009年12月成立的被朝鲜委以招商引资重任的“大丰国际”，曾在中国高调亮相，现已销声匿迹。
朝鲜核试验、导弹试射所引发的地区局势紧张，也是影响中朝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从近年来中朝经贸发展状况看，增长率低于两位数的年份，也是朝鲜进行核试验或导弹试验的年份。2013年1至9月中朝贸易额为46.9亿美元，与2012年59.33亿美元相比，今年的增长率很可能也是个位数。金正恩上台以来提出的“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发展”的战略，使中国对朝经贸关系与防扩散责任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朝鲜在2013年1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在对朝制裁方面的反应比以前更迅速也更透明。中国如何在发展对朝经贸关系与推进半岛无核化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对中国未来对朝政策的挑战。
中朝经贸合作已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正从战略安全导向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变。但面对朝鲜“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发展”战略，中国对朝经贸关系与防扩散责任间的张力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lixuez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