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自身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高度一致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备感震惊和失望，震荡不断扩散。

　　上周，欧盟外长会议声明：欧盟将拒绝与美国就修改协定开展任何谈判。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七国集团中除美国以外的各方领导人，均表示了维护协定的立场。即便在美国，以加州为首的众多州和城市纷纷组建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联盟，声言将继续自觉履行减排承诺和绿能产业扶持措施，不受联邦政府退约的羁绊。李克强总理重申，中方将继续履行承诺，努力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然而，特朗普政府退约，仍不可避 免对全球相关政策制定、科研和产业活动带来冲击。“美国优先”孤立主义抬头，中国是否应当填补领导力空缺，成为世人热议的话题。

　　其实，与其问“是否应当”，不如问“是否能够”。回答部分取决于对领导力的理解。毫无疑问，美国退约，不应撼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应严格恪守既定履约承诺。这既是自身发展所需，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望。做好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减排，这是对落实《巴黎协定》这一迄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最大成果的最好方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好示范，本身便是领导力。在此基础上，中国亦可发挥影响力，协调各方立场。这绝非“闷声发大财”，而是符合中国实际能力和影响力的选择。倘若片面追求牵头、支配地位，则难免造成“战略透支”。

　　《巴黎协定》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也缺乏强有力的执行主体，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不同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承受能力，各国自主提出了减排目标，因此，即便美国退约，其他国家仍可继续克尽履约义务。

　　然而，“气候变化怀疑论”在全球各处仍有附和者，加上特朗普政府侧重考虑美国制造业和传统能源企业的短期利益，轻率毁弃国际承诺，不少人由此担心，《巴黎协定》是否会成为第二个《京都议定书》，出现多国相继放弃履约的垮塌效应。面对这一潜在风险，中国可以发挥现有国际影响力，与主要国家及欧盟、东盟等区域实体携手，显示推进协定后续细则谈判的诚意;还可倡导多层次且可操作的合作和协商，与国际社会共待数年后美国决策层可能的变化。同时，中国应与自觉呼应《巴黎协定》的美国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持续合作，积极引进美国在清洁燃料、智能电网、绿色建材先进技术，借鉴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等领域的先进经验。

　　中国欲在美国退约后发挥更大作用，首先要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作为世界上少数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中国的单位产值能耗远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对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特殊挑战。而且，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重工业在经济中仍占有较大比重，碳排放绝对量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应该看到，中国正在为多年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增长模式的恶果埋单。居民对雾霾天气的忍受已近极限。温室气体与常规的大气污染物，多是由矿物燃料燃烧排放造成，在排放上“同根同源同步”。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自身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高度一致。必经之路是通过经济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无须以担忧“美国占了便宜、中国自缚手脚”式零和心态，看待美国退约后中国继续履约的决定。

　　此外，中国仍应持续不懈在气候变化立法、能源与气候变化管理体制、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公众气候意识等方面，参考各方经验，探索自身模式，开辟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届时，“中国案例”将启迪后发经济体尽早摆脱高碳路径依赖，步入低污染、低排放、可持续发展的坦途。

　　美国退约对中美关系会造成何种影响，令人关注。在奥巴马当政时期，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甚至能在其他议题搁浅之际，发挥重燃谈判信心的“点火器”功能。如今，特朗普政府信奉“气候变化怀疑论”，中美关系会否失去一大亮点或支柱，颇值得关切。中美政府间原有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习特会”之后转型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大机制。原本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所设的“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将何去何从，已经启动的试点、培训及产业对接项目能否继续推进，将做出何种调整，成为急迫的问题。

　　“美国退约，中国怎么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反映了对中国在当今世界所扮演角色的不同思考。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有责任尽力推动洁净环境这类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不回避，亦不自大，然而，这一切均以做好自己的事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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