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应转向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推动结构调整优化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紧迫性、战略性、累积性、复杂性等特征，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不加以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势头就很难持续。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应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根本目的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

　　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向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协调发展转变。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避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最终消费相对投资波动较小，中速经济增长阶段最终消费的相对稳定性，使通过结构调整而产生的投资增长，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性支撑，投资增长也需要得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阶段，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我国中西部要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持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变，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良性互动。新兴产业发展不能依赖政府，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实现外资、国资、民资并重，注重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关联度，形成规模优势，引导和推动各级政府、企业、金融、社会对科技的投入，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要加大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行业盲目扩张，从严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入。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发展现代服务业对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重要任务。工业升级需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当前，消费服务行业已迈入发展快车道，大力发展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服务业，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有利于缓解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有利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基于信息网络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必须把握的新增点。当然不能片面地发展服务业，使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在融合与互动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优化服务业的结构，逐步规范提升面向生活的服务业。

　　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及实施细则，促进民间资本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1-8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3544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1%，增速比1-7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1%，与1-7月份持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拐点尚待显现，从长期看民间投资潜力非常巨大，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起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效果，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新一轮地方投资潮民间资金预期看好，风险要预估，还需要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和制度保障。

　　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更好地使财政收入用于民生，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而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居民个人增长速度缓慢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要因和主要标志，表现在明显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和垄断行为的强化，无形中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内需，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以政府职能转型为先导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以政府为主导，城市创新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职能转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大部制改革，科学构建大部制，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逐步实现政社分开，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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