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兵 段秀芳 吴盼盼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内容提要

中国目前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国际投资接受国、增长迅猛的对外投资提供国，可见中国举足轻重的国际经济地位，并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逐步落实和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催促着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鉴于此，研究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风险及其防范，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重要参考。

A.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并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WTO近年来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不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刺激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TTIP将中国孤立在外，将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欧日“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也于2013年3月正式启动，日本积极在中国周边国家推行亲善外交，企图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面对不容乐观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更加注重加强同邻边国家的合作，积极走向中亚市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后，我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亚地区自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美中等大国博弈的地方，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关键、重要的环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良好机遇。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出的“政策沟通”和“货币通畅”两大目标将会为中国企业对中亚市场投资创造较好的投资条件，进而为中国对中亚市场的投资创造新机遇，推动全面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道路联通”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以及通商口岸的全面贯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为扩大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创造更多的投资良机。尤其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地缘利益协同、经济结构互补等优势，在能源供需与安全的合作关系基础上把合作范围深入扩大到境外投资、工程承包等领域，可以在提升合作层次过程中促进各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

2015年5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把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作为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开展互利合作的关键举措。

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转型，双方在经济合作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货物贸易层面上，即我国向中亚国家出口机电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制成品，而中亚国家向我国出口能源、原材料,更是体现在产业资本合作的层面上：一方面，相比于产品贸易，中亚国家更愿意接受外国直接投资以提升自身工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有实力、有条件、有动力推动优势工业产能走出去。因此，我国企业利用与中亚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方式走向中亚市场尤为适用，诸如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光伏、高铁技术等优质富余产能转移到中亚国家，不仅促进了我国实现经济转型，还能带动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可谓互惠互利。因此，中国企业应该趁势而为，抓住机遇，通过产能合作走向中亚市场。

二、中亚国家的政策导向

中亚国家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加工制造能力不足，迫切希望发展现代制造业，有着提升工业发展水平的急切需求，因此，吸引外国投资的做法成为普遍之举。中亚诸国努力提升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和执法水平，并给予法律上的严格保护和投资优惠。未来中国与中亚五国还将通过修订双边和多边经贸投资条约，稳定中亚诸国的投资环境。中亚五国不断完善的投资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三、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其成员国。亚投行的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对成员国进行直接贷款或者参加贷款、为急需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 为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技术援助、同国际各机构或各国公私经济实体合作来吸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此来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丝路基金由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旨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利用中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丝路基金目前来说还是一个雏形，投入到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的比例会较大，但也不失全方位、多元性。

不管是亚投行还是丝路基金，都会对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中亚各国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特别欢迎中国企业对其基建方面的投资建设，这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资金支持方向恰恰相同，因此，有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做后盾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无疑是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有利机遇。

B.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挑战

一、俄罗斯因素的影响

历史上，中亚五国是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加盟共和国，在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和部门管理体制下,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并未形成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应具有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前苏联解体后，分裂成为十五个独立的国家，中亚五国因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此后，尽管俄罗斯实力大不如前，但仍把持着其在中亚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战略利益,将中亚地区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与安全屏障，非常警惕其他参与中亚的外部力量，牢牢的看着“自家的后院”。中亚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想摆脱俄罗斯的依赖而倾向于依靠美国等西方大国，但是为了平衡大国力量,中亚国家却也不会断绝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而且长期以来在民间形成的各种传统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俄罗斯掌控着中亚这块核心利益区，另一方面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俄罗斯，这就使得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利益必会受到俄罗斯的影响。

二、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

中亚国家独立后，西方国家逐渐认清了中亚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探明开采，特别是“9.11”后，中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大公司看中了中亚油气资源，率先与哈国签署协议，进军中亚市场。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1997年宣布中亚和外高加索是美国的“重要利益地区”，并以此制定了新中亚战略，采取多种手段强化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力度，试图将其逐步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很快美国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也成为中亚地区的合作伙伴。美国在中亚长期推行“遏俄防中”的政策，在中亚各国扶持“民主派”力量，发动过“Color revolution”。由于其力量收缩,2011年7月美国又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引进印度势力，以抵制中俄影响。中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正在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欧盟27国的能源因其自身蕴藏量较少而无法自足，但为了维持自身经济的发展，欧盟严重依赖着能源的进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方.2006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天然气之争、2007年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石油纠纷使得俄罗斯中断输送至欧盟的油气，欧盟的能源危机意识得到加强，默克尔表示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成为必需，为此，欧盟寻求与中亚能源合作，以减缓欧盟对俄能源的依赖。2007年，欧盟启动中亚战略,主要是通过与中亚国家的政治接触、建立对话机制、建设油气管道及交通运输通道来实施的，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也验证了拓展与中亚能源合作、实施中亚战略的正确性。欧盟把中亚看作是海湾石油的替代者，把它看作是发挥欧洲经济力量、经济运行管理和承担长期义务的世纪性机遇，意通过投资、援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西欧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越来越大。

总之，由于中亚国家丰富的资源、重要的地理区位，美欧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开始不断介入中亚事务,使得该地区局势复杂、竞争激烈，而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投资、技术、人才等方面同美国等西方大国企业抗衡的能力还处于劣势地位。

三、欧亚经济联盟的制约

随着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进入到实质性合作阶段，2014年5月29日,俄白哈三国总统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就在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第二日，亚美尼亚加入成为第四个正式成员，而吉尔吉斯斯坦最近已成为成为该组织的第五个正式成员。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同时将削弱我国在中亚市场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对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形成制约：

第一，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具有制定联盟空间内经济活动规则的权力,而我国作为第三方国家无权参与这些经济规则的制定，若走向该联盟成员国市场参与经济活动时，只能被动接受对方的经济规则。

第二，我国企业享受不到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经济合作中所享有的各种优惠条件，既然优惠条件不同，那么我方企业在经济合作中的成本相对来说会有所增加，对我方企业不利。

第三，欧亚经济联盟比原先单个的成员国更加具有市场支配权，这使联盟可以特别针对我国制定对联盟更有利的政策，如通过行政、法律、税率等措施削弱我国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联盟与我国的经济合作朝向更有利于联盟自身的方向发展。

四、中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1．宗教极端势力

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人们对政府产生极大不满,一大批伊斯兰激进组织趁机产生。当前，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呈现出上升状态，各个国家境内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影响在增加、势力在扩大，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除传统的方式外，开始转向网络，传播途径变得更隐蔽。投资到中亚国家的中国企业往往只注重与该国领导层建立联系，当地民众受益较少，因此这加重了民众对中国企业的不满，并成为宗教极端主义袭击的目标。

2．阿富汗局势影响

阿富汗与中亚在地理位置上与土、乌、塔三国接壤，在历史上也联系紧密，因此，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对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不言而喻。随着美军撤军阿富汗、中亚，中亚地区本土伊斯兰力量发展起来,近两三年，中亚地区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也更加频繁。阿富汗是全球最大的毒品生产与输出国，因此，阿富汗毒品走私对中亚各国也造成严重影响。目前，中亚是阿富汗毒品销往欧洲和俄罗斯的重要通道，这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致使中亚吸毒人数逐年上升，引发社会治安混乱,不少公职人员收受毒资贿赂，致使腐败；二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以毒品贩运为重要经济来源，以此收益扩充军事训练、购买武器，对中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和政权稳定构成威胁。

3．未来领导人继承问题

当前，中亚五国除乌、吉、土三国完成新任领导人接替外，哈、塔已进入政权更替期，未来若能稳定的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当然最好，但国家权力交接正是中亚国家政权薄弱的时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政局如何发展、未来形势如何谁也不能预料。以往每当中亚地区出现社会动荡时，中国企业往往会成为严重受损的对象，因此领导人继承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C.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宏观和微观风险

一、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宏观层面风险

1.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因投资所在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中国企业所蒙受的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政治风险出现往往损失很大，它主要包括所在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说，除了以上所提的一般的政治风险外，中亚五国对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又有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如“威胁论”、经济侵略等等，这些对中国企业构成了新的投资风险。中亚五国独立系苏联解体产物，独立25年来五国之间在原苏联时期长期积压的各种族际矛盾和水利等资源纠纷不断摩擦，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矛盾逐渐突出。政策、法律、政局稳定情况和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往往会引起投资环境的变化，给中国企业去中亚投资收益带来不确定性。

中亚国家政治风险因不同国情不尽相同政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政治稳定存在很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各国社会深层腐败现象都相对严重。中亚五国对华关系总体呈现上层热、中层凉、下层淡。实施“一带一路”政策通是前提，迄今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中第一通“政策通”尚未解决最基本的就是现在中国人中亚五国办签证实际上没有简化视乎比过去更难。然而中亚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塔吉克斯坦2016年6月1日率先使用电子签证，为其他中亚4国做了表率，一人签证费赴塔国50美元比原苏联的格鲁吉亚签证费20美元高出30美元，但远低于其他中亚4国灰色签证费用。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和经营风险。自然风险是由于意外的自然灾害和自然环境的突变等所引起的实际收益偏离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自然风险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外汇风险又称汇率风险，是对外投资活动中由于各种货币间汇率的变动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汇率风险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外汇买卖风险、外汇交易风险和会计结算风险。利率风险则是由于各国存贷款利率的变动给跨国投资者带来投资降低或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利率风险主要表现在资本的筹集和运用的过程中，如借款利率风险和发行债券利率风险。以上三种风险都属于外生风险。经营风险是企业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由于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而导致的风险属于内生风险。此类风险包括：内部财务风险、价格风险、销售风险、技术风险、信用风险、决策风险、环保风险和品牌与信誉风险。经营风险主要是企业管理者由于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如果加强管理，此类风险的可控性较大。在以往的对外投资风险管理中，商业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比较直接，因此受到普遍的关注和研究。

中亚五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但过度依赖油气矿产的开采加工，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迄今没有彻底摆脱苏联时期“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经济模式，属于典型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以油气、矿产的开采和加工为支柱产业，不仅容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而且存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亟需经济结构调整。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较快外，其它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起点低，加之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各国经济间的差距在加大。

中亚五国市场经济转型艰难害怕成为中国经济附庸。例如哈乌吉土塔机电市场严重依赖进口欧美韩日机电产品，少进口中国中高挡机电产品,土库曼斯坦严格控制进口中国工程机械。据我们多年考察发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投资机遇相对较少，投资风险相对大一些。目前，中亚国家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水电输送网络，导致风电匮乏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冬季常面临缺水、缺电等问题。交通运输方式存在布局不平衡、建设不完善问题，比如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尚无高速公路。通讯设施覆盖率较低、港口运转能力有限、航空线辐射世界不足等也是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另外，中亚市场严重存在“影子经济”的腐败问题，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3．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是指与金融有关的风险，如金融市场风险、金融产品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等。培育缓慢脆弱，货币不稳定常贬值抗风险能力差，存在管理风险方面的汇率风险，这个包括了汇率的折算风险，再一个是交易的结算方面的汇率风险。这几年受美欧制裁俄罗斯和油气能源大幅跌价影响，五国货币不同程度贬值，哈国尤为严重，这直接影响我国商品出口贸易。今后我国金融机构应该推进采用人民币本币结算，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汇率的折算风险。

4．社会人文文化风险

文化风险是指走出去经营使中国企业面临中亚五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文化风险,这种文化风险直接影响着企业管理实践。文化差异风险导致我国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与所在国当地政府、社区、员工由于中外文化上的不同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实践证明，中外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区别，在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上更是深深烙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化的差异往往在不经意间即招致纠纷和损失。

中亚五国各民族之间人文特点差异明显，尤其是各国民族深层问题存在已久。不了解这些国家各个主体民族内部深层矛盾冲突，中国企业在中亚投资经营则容易陷入意想不到的陷阱难以自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跨文化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一个公司内部的跨文化经营管理活动大量增加。对外投资虽然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同的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由于我们双方文化背景不同导致中亚投资活动受挫的事例屡见不鲜。随着在中亚投资经营区位的多元化和员工国籍的多元化，这种风险的存在也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的管理效率、协调发展和经营战略的实施。

跨文化培训是跨国经营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业务活动中规避文化风险的有效工具。需要进行的跨文化培训内容包括: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组织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语言培训;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对对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的培训。通过跨文化培训不仅可以规避文化风险,而且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促进信息沟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5．法律风险

中亚五国法律尚不健全，对方常常有法不依，而且中亚市场长期存在严重的中亚特色潜规则。中国企业投资中亚的项目中大多都涉及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而从事这一类领域的业务往往涉及与所在国政府或者代表政府的国有公司谈判并签署长期合同。由于中亚政府通常既是交易的参与者，又是交易规则的制定者，使作为另一方的中国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由于这一类项目通常运营期较长且可能是关系到所在国计民生的项目，中国企业如何妥善处理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某些中国企业参加投标时惯用“中国式投法”，即只在意孤注一掷地将项目拿下，对所在国的法律环境、所投资的行业监管体系研究不够,未能对项目可行性和盈利性进行充分的分析调查。随着中亚五国法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当地许多项目的资金支持及法律监控,中国企业需要采用严格标准，不应再认为仅凭总统家族或者政府间关系便可以打通一切渠道。中国企业投资人需要具备“项目管理”的技能，同时管理、平衡多方的利益。如果管理不善，导致其中合同群中的任何一个合同出现问题，其法律风险都有可能传导至其他合同。

（责任编辑：lixue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