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千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成立在即，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究竟应该赋予何种内涵？此文详谈中国应该如何部署战略和策略，开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平衡互利原则下，重振亚洲经济引擎。

　　SCC所罗门资本（中国）有限公司董事CEO、首席经济学家︱秦逸飞

　　古丝绸之路的衰落一度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后，对当时最重要的全球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上的欧亚贸易征收高额贸易税，事实上是封锁政策。更重要的是它迫使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由陆地文明时代向海洋文明时代进发。而彻底改变全球战略格局和人类发展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并蓬勃发展的。

　　中国的西进发展战略并非今日才提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孙中山和钱穆就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主张。但以当时的国力和地缘格局，中国根本没有相应的发展实力和发展空间，并且强大且幅员辽阔的的苏联横亘在整个中亚、西亚，比之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更加牢牢地扼死了丝绸之路的咽喉。

　　而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格局与形势，与古丝绸之路十分相似。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已具备了战略重启并领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贸易基础和成熟条件。

　　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中国这次同样在汲取历史智慧源泉的同时，找准了真正属于自己未来发展的战略新方向和大国复兴的中国时刻。以相关各国一致的认同和期待就足以说明，中国这次真正找对了重返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突破口。与二战后美国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不同，这应该是中国重振亚洲经济引擎与平衡互利的“亚洲振兴计划”。

　　当前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高潮期，中国在高铁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尤其令人瞩目。人类每次交通工具的创造与创新，都带来人类生活、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改变，而这次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腾飞和成熟的战略定位，这一成功的系统性国家工程，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格局。人类将可能重新走向陆地文明的回归之路，以及与海洋文明的协调发展之路，而这正是中国在历史上所擅长的。

　　但是，中国必须要有具体的措施和切实的实施策略，才能真正来开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布局和国际新格局。

　　首先，需要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自贸区，促进区域贸易和资本平衡发展。

　　由于当今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形式和水平差异性都很大，区域产业的协调难度比较高，但互补性很强，相互的发展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自贸区应该按照高标准高要求，不但要实现货贸、服贸的高度自由化，还应该包括资本投资领域的全面自由化。

　　特别是广大中亚、西亚国家，大多都是封闭和国家管制比较严重的国家，其他国际资本很难进入这个市场。如果在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基础上，双方的资本流通应该是定向的、可控的，而且这个基本面也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即中国资本净输出的局面不会改变。

　　但也并非简单的以资本投资通道从而输出国内通胀，免于给人口实让国际诟病。同时实现产业转移区域化和产业升级国际化，从而避免单纯输出低端产能和低端产业等不利发展因素。

　　其次，说到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本地区更加迫切的需要实现人民币在本地的国际化。一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经过三部曲，即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到最后的储备货币。随着中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意愿增强，和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全面需求，贸易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进展的比较顺利，分别列全球第二位和第七位，如今依然是贸易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的关键阶段。资本账户是否开放和开放程度以及开放节奏是否合理，将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是进一步高歌迈进还是功亏一篑，一切有待于市场这块试金石来检验。

　　今年初，尼日利亚央行宣布多元化外汇储备资产，将人民币份额从2%迅速提升至7%。目前，俄罗斯、东南亚、东欧、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英国央行是否也会考虑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我们同时乐观的预计，欧盟也将宣布将人民币加入欧元区的储备货币计划。

　　而建立在区域自贸区等各种发展基础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和中国相互发展的依存度更高，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也更高。目前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门槛，市场普遍乐观认为这将在五年内全面实现。我们保守的认为这一进程，将更可能在2017-2020年时期最终实现。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与和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还是增加人民币储备计划，都是为了节约本国储备有限的“可贵的美元”。虽然破除了金本位，但美元依然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而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才是他国信任人民币成色的信任基石。韩国李明博政府早在2009年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时，就毫不掩饰的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在市场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但随着经济不可避免的处于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庞大的金融体系更加稳健、市场更加开放，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更稳健、更实用、价值更大化，人民币距离成为全面的国际化货币已经越来越近。这也要求中国货币当局和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要适当向区域化和国际化倾斜，适量强化一些例如美联储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功能，为成为事实上的区域中央银行和区域国际储备货币做准备。

　　第三，根据中国创建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各类发展开发基金的丰富经验。国家主导的国际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基金，是不可缺席的。从而全面提升包括高铁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全面国际化作为金融协调工具，实现区域产业的全面协调和高速发展，也从而完善了世行和IMF在本区域的功能化不足和缺陷。

　　第四，中国要主导协调健全本地区资本市场的全要素发展，特别是改变大多数国家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单一金融主导力量。结合区域金融基础和发展特点，重点发展交易所以外的各种场外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创新机制，重点培养适合本地需求的金融衍生品等创新金融工具。

　　同时要注重协调本区域内各国以及全民共建、共享发展红利，以产业引导基金+私人资本+国际平行基金，公平地共享区域发展的资本收益。

　　如，应进一步通过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融资方式吸引长期融资和撬动民间资本，解决目前本地区面临的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以及在西安等“新丝路”重要节点城市或区域，建立PPP金融管理中心等。

　　第五，在目前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中，P2P和众筹作为融资的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在企业融资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苏伊士运河全球众筹融资计划——这一国家级的众筹大获成功，刷新了人们对这种互联网创新金融模式的全新认识。

　　这个总融资规模接近90亿美元的巨大计划，埃及政府石破天惊的宣布将通过众筹平台获取资金。具体计划是第一阶段先向埃及本国公民发放投资证书，而第二阶段再向外国人开放，此外可能再计划向国际伙伴国家和机构敞开大门。关键是，一些更让人惊喜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像美国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那些最火爆的项目一样，短短八天之内，埃及人就在本国的银行当中采购了足够数多的投资证明——足够支持整个项目的资金需要。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互联网不但可以网购和社交，并且在改造传统金融模式中也同样具有颠覆性力量，尤其适用于传统金融基础薄弱或受管制严重的国家或地区。不管是发展服务于普通民众的普惠金融，还是发展适用于国家或企业的大型融资计划，互联网金融在本地区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六，时代进步对人类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的很多国家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能源非常丰富，但同样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多样化非常脆弱，建立资源开发与自然保护基金同等重要。

　　同时，本地区历史源远流长、文化传奇瑰宝丰富多彩，但同样都遭受着现代文明和国际主流文化的冲击，普遍出现了传承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和历史认同等一系列历史文明发展危机。应该借鉴各国的历史文化的保护经验，尽快建立健全本地区的各类历史文化保护基金，重新树立起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

　　第七，本区域大多是非鼓励移民的较封闭国家，中国应该着力促进区域人才交流活动，特别是对高端财经金融人才的培养，从而增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和中国在本区域的全面软实力。

　　除了以上建议，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备受困扰的非主流问题，即伴随大国崛起也必然发生的大国衰落。以史为鉴，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以及后来的英法德，也都曾称雄一时各领风骚。一种观点认为是，他们的国际化更多的是伴随着资本输出和大力开发海外市场，同时也会有低端产业输出和国内通胀输出的问题。因为海外殖民地比国内赚钱容易太多，所以造成了国内产业空心化和创新不足，投资国内的动力也就会日益下降，从而缓慢造成国家衰落。

　　同时也有“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之问；并且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许多条件优于英国；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一方成为世界最强盛地区，而另一方绝大多数国家仍政局不安、经济动荡。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的文章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历史证据。

　　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表明，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特权阶层侵犯商业权利限制的程度、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和允许人们自由经商的程度，将这些指数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引发了与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相同的结论，即工业革命必然在英国发生，而西班牙只能吞下相反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出一辙的开放了太平洋贸易，如今以复兴“新丝绸之路”为灵魂的“一路一带”战略，使得中国大国复兴之路走上了新的“高铁速度通道”。中国的新战略要高度警惕并坚决“去西班牙化”，最重要的是破除政府授权或默认的特权自己国有企业垄断等痼疾。应以高水准的自贸区和人民币区域内国际化为基础，建立公平贸易投资制度，全民共享发展红利，积极保护文化、环境和历史传承。

　　目前的世界贸易、投资关系和科技发展以及政治形势，都比500年前的英、西时期复杂的多。特别是中国在充分利用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同时国家资本和官商资本变得更加卓有成效，对制度的作用力反而在减弱，改革的成本和难度都在提高。新一届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改革作为发展红利的论述正当其时，但要落到实处依然迎面来自各方阻力重重。强森等人纵观500年发展所得以上之结论，而中国才发展几十年并且还未封顶，未来路径难以预测。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目前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机遇和问题，并且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环境压力迅速上升、国内成本高企和市场快速饱和等一系列新老问题的交互发生发展，中国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我们通过美国这一波制造业再造和资本回流，并且在上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持续强劲表现来看，这让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并且美元的国际地位没有减弱反而是进一步走强，就是一个强烈的预示。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麦金农，是最早提出并分析“金融压抑”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的经济学家。这一理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直到今天，众多来自经济和金融乃至国家治理领域的学者，依然深受其所影响。我们需要反思相关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论证：即“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改革的顺序是中国成功的要素条件之一，关键在于改革者理顺了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的顺序。

　　如今中国的金融管制“金融压抑”正在逐渐被打破，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崛起，以及成熟的国际化战略--人民币国际化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和推进，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乐观地预测，随着物联网基础设施和相应的协同共享机制的构建，中国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迈进，将确保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中的领袖地位。同时，随着中国对“金融压抑”的解放和“高铁国际通道”的逐步实施，也将为中国领导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更繁荣的后碳生态文明世界，以及开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新格局，铺平道路。

　　（本文摘编自金融混业观察）
 

（责任编辑：lixue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