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走出去”终于迎来一个转折点。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肯定超过利用外资规模。
中国逾20年投资净流入的局面画上句号。
“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能达到6500亿美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资本逐渐走出国门。前10年规模增长缓慢，属于平台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一些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已显露加速迹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实施，中国资本将更快地走出去。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两优贷款”、丝路基金，还是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中国在资本“走出去”方面尚缺乏整体安排和协调机制，相关部门缺乏配套政策，更无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
“在中国致力于重塑国际新秩序面前，需要一个合理的体制、机制来引导资金利用，从国家战略层面实现外交与经济的融合推进。”相关人士表示。
企业成本畸高
“我们这种公司天天忙着找钱，在中国用钱的成本太高了。”一家基建央企的副总裁说，“阿根廷的一个项目刚刚开标，我们公司排在第二，就因为资金成本高，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项目飞了。”
“（境内）资金费用我们承受不了，通过香港分公司贷款利率最高在1.9%，欧洲分公司贷款才1%，境内动辄6%以上，差距太大。所以能不贷就不贷，银行一年给我几百亿元的授信，我们用不了，也用不起。”另有一家央企的董事长说，缺钱的时候企业往往自己想办法，发点短融债。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曾经跟美国谈一条铁路线建设，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资金都已到位，仅剩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中方解决，国内银行一口咬定利率不能低于4.2%，但当时美国贷款成本不高于2%。“这个资金价格美国公司难以接受，铁路线最后被别国企业抢走了。”
融资难在民企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一家民企告诉记者，自己将大部分资金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矿产，收益不错，但是找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必须有国内资产做抵押，并且手续复杂，最后只能借道民间融资。
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荣表示，尽管不少银行对民企走出去项目也很关注，但由于贷款担保问题，抗风险性上不如央企，银行最终也“爱莫能助”。
目前商业银行一般只提供1年期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而不少投资海外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类项目周期基本都在10年期以上。此外，海外项目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额，也不是一般商业银行所能承受的。所以，能与海外大项目匹配的贷款大多来自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此类银行的中期贷款一般10年，长期可达30年。
面对企业抱怨资金成本高，政策性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只能做到保本微利。”一家政策性银行的高管诉苦。他所在的机构虽然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但是成本居高不下，如5年期固息债中标利率已经达到5%。“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管理成本，贷给企业只能是6%左右。”
由于资金成本较高，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在发达国家市场无竞争力。“美国、欧洲的贷款利率那么低，那边项目怎么可能要我们的贷款？所以我们只能贷给那些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透露，给非洲某项目的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20%。
“两优贷款”忧虑
除了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质贷款，国家的“两优贷款”也是企业“走出去”的资本来源。
“两优贷款”分为“优贷”和“优买”两种。所谓“优贷”，指的是中国政府对外的优惠贷款，指定政策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所谓“优买”，是指为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且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政策性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
“两优贷款”一般通过央企的项目落地，并且要求有中国企业负责承建。项目、设备采购中“中国成分”原则上不低于50%。
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政策性银行主动采用“两优贷款”支持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截至2014年初，仅进出口银行“两优贷款”累计支持东盟地区互联互通类项目就有46个。
“‘两优贷款’的利率还是高于国际市场。”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世界银行及日本的对外援助贷款利率一般在1%左右，对于部分国家甚至提供零利率的援助贷款，我国目前的“两优贷款”最低利率是2%。
企业想拿到“两优贷款”项目也非易事，审批部门颇多，程序非常复杂。据悉，“两优贷款”项目从审批到启动资金落地最快也要1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个案例，某央企在非洲的项目申请“两优贷款”，从申请到获批用了4年多时间。期间，东道国的总统都换了两任。
由于僧多粥少，面对“两优贷款”项目，中国企业间内讧、无底线竞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两优贷款”支持，获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项目和业务，但是目前，愿意接受“两优贷款”的国家少了。
前述央企董事长表示，“两优贷款”必须由借款国的政府提供主权债务担保，或者次主权债务担保。现在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主权融资需要经过议会甚至是参、众两院的审批，对自身的主权债务是有约束的。
此外，一些“两优贷款”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拿到“两优贷款”项目的许多央企都认为自己是工程承包商，不是投资人，他们追逐的是工程收益，对此类海外项目较少认真探讨运营效益。
在记者采访中，一些海外投资人士表示，此前“两优贷款”是实现我国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融合，下一步，国家应谋划如何能从战略层面实现“两优贷款”与资本、企业“走出去”的有效结合。
丝路基金难题
为给“一带一路”规划以资本支持，中国成立了丝路基金。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新形式。至于运作模式，有接近丝路基金的知情人士透露，或将借鉴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主要投资领域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及中非工业园建设项目，现在已经覆盖了79个项目30多个国家。
按照国开行人士的说法，中非基金作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参与项目不控股，实际上发挥杠杆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与丝路基金类似。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非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
国开行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可以以整体资源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成立，目前看来既缺少项目库，也没有必须的项目评审团队。”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还透露，央行可能会发动商业银行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项目，建立丝路基金项目库。但是这样一来，不排除一些银行临时找项目充数，或者把难啃的骨头扔给丝路基金。“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项目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此外，缺少专业的项目评审团队是丝路基金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前丝路基金曾经与国开行谈共用项目评审团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互不让步，未果。此后，丝路基金想去几家政策性银行挖人，组建自己的项目评审团队，也没成。”前述人士说。
除项目外，不少人还为丝路基金后续的融资机制担忧。其实，中非基金也有曲折的融资经历。在首期资金投完之后，中非基金虽然积极在市场募资，但是由于非洲市场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又长，无资本愿意入股。最后，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中非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资金，来自外汇储备的贷款，期限在8？10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种融资模式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资金成本仍然不低。”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尚缺有效的协调机制。既无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丝路基金在首期的400亿美元投完之后，其后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仍须商讨。“丝路基金不但要做好投资业务，更要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投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如是评价。
外储融资尴尬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不能把外汇储备贷给民营企业，支持他们走出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
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
此外，外汇储备也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外储贷款给我们的利率接近4%，再加上汇差、拨备风险，最后我们贷给企业的利率也在6%左右。”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说。
无论是贷款，还是以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设立的基金，这部分资金额占外储的比例仍然很小，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仍是外管局自己投资运作。
有接近外管局人士表示，外储管理有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美国国债流动性是最好的，转化为贷款后，流动性肯定要受损失。如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流动性更是大大降低。“况且外汇储备的原则是不做任何项目投资。”
前述政策性高管也认为，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要是轻易动用外汇储备支持资本走出去，这就涉及部委之间的利益了，谁也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
（文章来源：晨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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